台灣立報 2010/04/20

【記者史倩玲台北報導】分居離婚法案到目前推動情況仍是困難重重，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、律師吳宜臻表示，社會氛圍仍舊相當傳統，許多女性仍抱持著「綁住對方」當作懲罰負心漢的想法，造成離婚分居法案推動不易。

重大事由才能裁判離婚

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在全台舉辦多場座談會，發現社會輿論仍認為只要不讓負心漢離婚，就可以法律用來懲罰婚姻中的背叛者。如果分居離婚法案通過，等於讓負心漢好過。這種觀念讓分居離婚法案推動困難重重。

目前台灣的離婚法律分為裁判離婚與協議離婚兩種。如果其中一方不答應離婚，就不能走協議離婚這條路。

如果走裁判離婚的方式，根據民法第1052條，必須證明配偶有重婚、通姦、虐待、企圖殺害自己、有不治之惡疾、重大精神病、生死不明超過3年，或是犯罪被判有期徒刑6個月以上。

如果不符合上述標準，就不能離婚，僅能以「重大事由」嘗試訴請法院裁判離婚。但這類判決往往決定於法官的自由心證，當事人只能以碰運氣的方式嘗試裁判離婚。

簽字要脅 損害權益

由於目前法令的限制，只要夫妻中的一方想離婚，另一方就可以用不簽字作為談判監護權或財產分配的籌碼，造成想離婚的一方權益受損，或是夫妻雙方必須耗費大量的時間在法院協調離婚，過程甚至長達數年。分居離婚制度就是先以分居做為離婚要件，避免這類情況發生。

吳宜臻指出，不少人認為分居離婚法案，可以讓婚姻中的人說走就走，而社會認定離開婚姻的人，一定是個負心男，而離開婚姻就是便宜了負心男。

吳宜臻表示，這種想法不是不對，但卻未考量到想走的人也可能是女方。如果一個女性婚姻不幸福，即使沒有背叛，卻因為沒有分居離婚法案，而必須困守在婚姻中。

吳宜臻指出，很多人期望藉由法律可以討個公道，但是要期望用法律懲罰背叛或感情上的欺騙，或是用法律完成一種情感道德的高標準，並不是法律的目的。法律只能保障人民追求幸福的權利，也是道德最低的標準。法律上對於背叛者的懲罰，只能是財產或是監護權等範圍，而不是用法律綁住背叛者當作一種懲罰。

許多社會輿論也認為，如果分居離婚制度修法通過，會無法保障家庭主婦以及外籍配偶的權益。

但吳宜臻指出，家庭主婦不一定跟弱勢劃上等號，只有一定比例的家庭主婦在婚姻中是弱勢。

另外，以台灣現在的經濟情況以及社會發展，多數家庭都是雙薪收入，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也非常稀少。如果法律先考量少數的外籍配偶以及家庭主婦，因而不讓分居離婚法案通過，那麼被犧牲的就是一般有收入的婦女。

為了離婚 苦苦哀求

吳宜臻舉例，自己有一位女性當事人，丈夫完全不顧家，久久才回家一次。這位女性當事人想要離婚，但由於先生沒有家暴、外遇，不符合裁判離婚的要件，因此還必須苦苦哀求先生離婚，或是看看有哪位心地慈悲的法官願意用「重大事由」來判決離婚。

吳宜臻指出，當社會輿論先考量少數弱勢女性的同時，更多有收入的女性，沒在婚姻中犯下任何過失，想離婚卻無計可施，甚至為了求得對方簽字而付出極大代價。

在外配以及無收入的家庭主婦方面，事實上，現在的法令已經保障財產的劃分，不會因為有離婚分居制度，就讓這些弱勢婦女的權益被損害。另外，目前法官較少將小孩監護權判給外配，主要原因是因為監護權的判決與夫妻經濟實力有很大關係，在這個部分，吳宜臻認為應該重新教育法官，以及對外配有相關配套措施，而不是僅用這些少數案例，讓大多數有需求的人無法離開婚姻。

吳宜臻強調，不少輿論拿外配或是家庭主婦的少數極端案例來反對離婚分居法案，但事實上，不管是外配或是家庭主婦，都可能有無法離開婚姻的困境。如果弱勢女性在乎財產的分配，法律目前已經給予保障；但如果婦女在乎的是情感面，然後寄望用法律綁住一個人，進行情感上的懲罰，這就不是法律的目的了。